长江DBA致力于培养思想型和管理学者型企业家，培养学生的系统性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科学严谨研究问题的能力，最终直击问题本质，产生创新。

今天与您分享DBA十周年优秀博士论文选《集思》第二篇——四川铁骑力士集团董事长、DBA三期班雷文勇同学《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极度贫困治理研究》的内容精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并回顾他的思想成果。

 

学习感悟

非常幸运来到长江DBA项目后，我自身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同时我的集团的空间水平、管理水平也有所提高。此外，在DBA，老师和同学也给我传授了很多经验，读DBA三年后，我们公司的效益增长了30% - 40%。特别感谢实践课堂，走访了十几家企业，为我们解决实际性问题和走向国际化都提供了有效助力。

过去我定义自己的企业是个商业机构，以引领商业发展为主要的目标。读了长江DBA以后，我觉得自己应该把企业变成一个社会企业。在具有挑战的学习之路上，因为长江DBA项目的提携和帮助才让自己和企业有了改变。对我而言，看见农民的微笑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是我为什么要研究贫困问题，在极度贫困的地区践行商业扶贫的初心。我清楚知道，贫困是社会的顽疾，战胜贫困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事，贫困是社会的最大的一个顽疾。最好的公益是用商业模式做公益，通过商业赋能，实现产业向善。我真诚地希望能在项兵院长的带领下，和大家共同构建扶贫的社会和商业网络，在战胜贫困事业中和我们长江大家庭的朋友们常相聚。

——DBA三期班同学

四川铁骑力士集团董事长雷文勇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极度贫困治理研究》

作者：雷文勇

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

 

王鹤丽

新加坡管理大学

战略管理学教授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

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

副院长

梁昊

新加坡管理大学

金融学副教授

 

导师寄语

该论文研究企业如何运用网络有效地实现商业扶贫的问题，分析了商业机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将极度贫困治理分析与网络分析关联起来，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极度贫困治理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原型，并结合相关企业实践，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和现实战略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模型和前瞻性的实践方向。

商业扶贫将商业和公益结合在一起，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当前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若有救于时弊，功德无量。

消除贫困是一个全球性课题，在中国共同富裕是当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该论文思考如何消除贫困，论题紧贴时代旋律，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此研究话题，展现出独特的观察视角，不仅利国利民，更有益于全人类的福祉，利于当下，功在千秋。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

王一江

 

论文摘要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社会经济现象，减少和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本要求。极度贫困问题面临着来自经济放缓和环境倒逼的双重压力，而极度贫困的微观复杂性又制约了宏观贫困治理战略实施绩效。文本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企业如何运用网络有效地实现商业扶贫这一科学问题。

本文作者雷文勇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贫困的概念认知和反贫困的战略演化，分析商业机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将极度贫困治理分析与网络分析关联起来，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极度贫困治理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原型；最后，结合自身作为四川省商会副会长、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的工作经验以及亲身调研信息，运用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理的案例分析，提炼极度贫困治理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双重嵌入的核心维度，分析网络嵌入演化的障碍，并结合企业实践探索突破障碍的方式方法，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和现实战略提出了创新性方案。

 

背景与问题：

贫困治理的宏大愿景与严峻挑战

2013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从根本上结束极贫困的目标，计划在2030年前将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数下降至全球人口总数的3%。2015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将“到2030年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作为首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经过国际社会以及各国自身的努力，近二十年来全球的贫困率大幅度下降，预计2018年贫困率将低于8.6%，但这离世界银行所提出的2030年将贫困率降低到3%的目标还十分遥远。贫困治理在实践中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自宏观层面的挑战有：第一，经济增速放缓，提升贫困治理约束；第二，环境气候变化，加大贫困治理压力。来自微观层面的挑战有：第一，开发式治理贫困的精准性不够，导致许多重要的治理贫困开发项目抵达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能力不足；第二，贫困治理资源的效率低下，专项财政投入难以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

基于此，本研究拟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打通极度贫困的微观复杂现象与极度贫困治理宏观战略之间的路径，从多元主体参与的角度探索和总结由微观到宏观的极度贫困系统性机理和由宏观到微观的极度贫困治理操作性机制。

 

逻辑与方法：

及多元主体治理网络模型的搭建

在第二章，作者采用文献研究法，从贫困的概念认知出发，梳理了学者们对贫困问题的认知（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益贫困）和已有的反贫困理论体系（均衡增长视野下的反贫困理论、结构协调视野下的反贫困理论、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反贫困理论）。通过对既有理论和实践的梳理，作者指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应该从宏观的视野把握环境因素，从中观视野把握体制因素，从微观视野把握机制因素，形成研究的综合视野。而在微观机制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底层市场、包容性创新和社会企业等多个视角分析了利用商业手段治理贫困的问题。而当前的研究，面临着来自绩效评价、组织行为以及动态机制等三个方面的挑战。

接下来，在第三章中，从极度贫困概念的认知出发，通过理论摸索当前条件下极度贫困问题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实质，并以此为依据，尝试搭建极度贫困治理研究的分析框架。通过追溯中西各国的反贫困实践活动所总结出的治理战略和治理体系，作者挖掘出贫困治理的本质：贫困治理就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背景下，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以实现贫困人群的“创业”。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索贫困治理的机制问题：公共部门（public）、私人部门（private）以及贫困户（personal）是贫困治理活动中自始至终不变的参与主体，他们之间的主体结构关系构成了贫困治理的“PPPP”（public-private-personal partnership）模式。贫困治理的“PPPP”模式经历了分散、线性、立体和网络的演进关系。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是贫困治理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四章，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作者搭建出极度贫困网络的原型设计。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综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伙伴关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嵌入理论这四大极度贫困理论治理的基础理论；接下来，对极度贫困治理的利益相关者、主体权益以及主体关系进行详细阐释，从而搭建出极度贫困治理的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原型。在对网络原型设计进行了深入解读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分析原则（迭代原则、多维原则）和关键思路两个方面来设计极度贫困治理网络的研究绩效表达。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搭建了待验证的机制模型，并围绕这一模型提出了三组六个核心假设。

第一组假设：针对企业双重嵌入贫困地区内部网络的状态提出。

假设1：企业嵌入贫困地区额内部产业网络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业在贫困地区额构建技术性本地化能力，企业的商业模式可持续性越强。

假设2：企业嵌入贫困地区额内部社会网络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业在贫困地区构建社会性本地化能力，企业的社会治理成本结构越协调。

第二组假设，针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网络双重嵌入贫困地区内部相同属性网络的状态提出。

假设3：外部产业网络嵌入贫困的确内部产业网络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业利用形成的技术性本地化能力，帮助贫困地区的产品打开市场，企业反贫困的商业模式可持续性越强。

假设4：外部社会网络嵌入贫困地区内部社会网络的程度越深，越有助于企业利用形成的社会本地化能力，帮助提升贫困户的受关注度，企业的社会治理成本结构越协调。

第三组假设，针对企业所处的外部网络双重嵌入贫困地区内部不同属性网络的交叉状态提出。

假设5：外部产业网络嵌入贫困地区内部社会网络的程度越深，企业越可以利用外部产业网络的优势，帮助提升贫困户的产业综合能力，实现商业模式支持贫困户的技术性本地化能力提升。

假设6：外部社会网络嵌入贫困地区内部产业网络的程度越深，企业越可以利用外部社会网络的优势，帮助提升贫困户的社会资本能力，实现商业模式支持贫困户的社会性本地化能力提升。

第五章，在搭建出机制模型后，作者采用案例研究法及专家调查法，聚焦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这一贫困治理案例的分析，通过刻画作者所领导的铁骑力士集团参与喜德县贫困治理之前的喜德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初始状态，分析阻碍喜德县的极度贫困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找出信息和认知的缺口，为进一步解决喜德县的极度贫困问题进行系统性探索。

作者在详细介绍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理现状以及追溯其贫困治理的历史沿革后，结合自身2016年三入喜得亲自调研的信息，刻画2016年前喜德县的贫困治理原生网络状态：主要涉及政府、社区和第三方组织三类利益相关者，在第一阶段构成了单独依靠社会网络扶贫模式和单独依靠产业网络扶贫模式；在第二阶段开始考虑用交互的方式来重构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构成了企业双重网络嵌入的单点式模式和链条式模式。

作者进一步从三个主要成员（政府、社区、第三方组织）嵌入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机制研究中，梳理出了权利、价值和信任三大网络结构演化的维度，并由此搭建起极度贫困治理网络的三维立方体模型。并结合自身调研经验，得出结论为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同时应对权利维度的违法障碍、价值维度的无知障碍和信任维度的缺乏规范障碍。

第六章，基于对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理原生网络的分析，作者为铁骑力士集团制定出适宜于突破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疗当前的低维度取值非均衡状态的发展战略，并设计出自己嵌入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理网络的结构。

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明确了铁骑力士集团在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理网络中的战略定位：降低整个社会的贫困治理成本，打造顶级的凉山名片，重塑铁骑力士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提升贫困户的发展动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铁骑力士集团主要从利益相关者、业务计划、落地执行、品牌传播、风险防控、信息沟通反馈、知识传递方面进行构建与努力。在这些努力之下，2016年铁骑力士集团进入喜德县后产业扶贫网络状态呈现出“中台式双重网络嵌入模式”，即外部企业以本地企业的身份，双重嵌入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这一模式对喜德县的积极影响可归纳总结为三点：1，帮助贫困户突破原有社会网络关系，融入新社会网络关系；2.帮助企业突破贫困地区产业网络边界，不断融入地区新产业关系；3.为喜德县的产业网络发展提供了更为宽阔的社会资源接入点，从而为贫困户进一步嵌入产业网络和新社会网络创造了条件。

 

结论与展望：

极度贫困治理网络的新突破

本研究运用了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基础理论，结合贫困治理中的实际问题，从理论探索和案例分析两个层面出发，搭建了以贫困户为中心的极度贫困治理网络结构分析框架。通过框架中核心利益相关者参与极度贫困治理的演化分析，提出了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模型和核心维度。综合来看，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 从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的实践来看，贫困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双重认知路径，极度贫困正是表现为贫困群体在实践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上因生存能力和发展机会被剥夺而无法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状态，因而具有最深层次的僵化性。这一概念的引入，在原有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益贫困的认知基础上，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贫困问题和贫困治理。同时，由“收入-能力-权益被剥夺”和“收入-权益被排斥-权益被剥夺”所表达的两条贫困认知路径，也分别对应了贫困的经济及社会双重属性，说明贫困治理要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目标。

（2） 贫困治理更多应该考虑的是战略机制问题，如果几种致贫因子同时存在，并相互强化对方的致贫作用，单一的贫困治理策略往往难以奏效，这时应选择复合的贫困治理框架体系，使之搭配使用，分别作用于不同的致贫因子。运用商业机制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一种复合的贫困治理框架体系，商业行为可以贯穿经济增长、专项开发和社会兜底三大战略，能够作为最深层次极度贫困治理的有效机制。

（3） 贫困治理作为贫困人群“创业”资源生产关系的体现，其实际是协调贫困治理活动中多方参与者因投入不同资源、协同劳动，而较为公平地享有对贫困治理活动中价值增值部分的利益分配。从静态的角度而言，这种利益分配的结果又会影响贫困人群“创业”资源再生产活动的投入。因而，贫困治理通过协调利益分配来调整贫困人群“创业”资源生产关系使之适应贫困人群可获取资源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4） 从历史演化的视角，极度贫困治理的生产关系三个维度（资源所有制关系、贫困治理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贫困治理成果的分配关系）的变化可以被总结为外延和内涵两个层次的表达。外延表达为贫困治理主体的结构演变，研究将其总结为贫困治理“PPPP”（public-private-personal partnership）模式，即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贫困户等主体通过一定方式搭建合作关系，从而提高贫困户的收入水平，最终实现贫困户脱贫的贫困治理模式。

（5） 贫困治理一方面要注意社会网络的嵌入，通过贫困户的“人际关系”纽带，获取更多的网络资源支持；另一方面要注意产业网络的嵌入，使相关主体获得参与产业分工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加速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与能力积累。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是贫困智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6） 作者研究分析喜德县极度贫困治理的实际案例，所反映出的贫困户、企业和政府三个核心贫困治理主体参与网络的方式分析，帮助研究提炼出了极度贫困治理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嵌入的信任、价值和权利三个重要测度维度，并由此搭建起贫困治理网络认知的三维立方体模型。利用这一模型可以综合定位极度贫困地区的网络治理现状和需要突破的障碍。

总体而言，本研究从极度贫困概念、贫困治理实质、组织结构以及网络演化的测度等多个方面设计了研究内容，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并结合实际的案例进行了调查访谈和理论研究，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模型和前瞻性的实践道路。在未来，作者希望极度贫困治理研究领域可以在网络协同的动态演化分析及合作博弈的模拟仿真研究两个主题下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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